北航建校的点滴历史

        编者按：2013年，我校将迎来60周年华诞，为了弘扬北航传统文化，展示北航精神，反映六十年来的辉煌成就，抒写对母校的情怀，激励校园莘莘学子进一步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学校特举办“甲子风华，感悟北航”征文活动。《北航校报》和北航新闻网也将刊登征文优秀稿件。2011年10月1日的《北航校报》刊登了我校退休教授赵震炎的征文《北航建校中的点点滴滴》，北航新闻网现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北航建校中的点点滴滴

赵震炎

1952年5、6月间，屠守锷，阮孟光和我三人奉命参加北航的建院工作，我们三人带了简单的行李卷来到北京城内东皇城根北京工业学院旧址（原中法大学所在地），开始了建院的具体工作。这是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陈年旧事了，但心中总还有些抹不开的星星点点回忆。现在把它写下来，公诸有心人和同好，但毕竟年代久远，难免有些记忆不确之处了。

【何长工选址】

1952年何长工是重工业部副部长，当时航空工业部尚未成立，重工业部下设航空工业局（简称四局），是北航的直接领导。何老是革命的老前辈，1922年旅法勤工俭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和周总理等一起干革命。1927年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过往甚密，因此，以后多年来何老在言谈中往往直呼毛主席为“老毛”。为此，在文革十年动乱的荒诞年月中，被作为“大不敬”的批斗罪状之一。1929年何老在与国民党军战斗中不幸负伤，缺了一条左腿，走路一直都要拄着拐杖。

一天，突然通知我随同何长工等领导去视察和挑选北航的新校址。记得同去的有四局局长王弼、北航代理院长杨待甫、总务处长刁振川等领导。我们一行人去了车道沟，那里有北京工业学院的新址，建了一栋四、五层楼高的大楼，名为延安大楼。在1952年这算是北京少见的高楼大厦了。但是却没有安装电梯。我们需要爬到楼顶平台去观察地形和周围环境，只能一步步拾级而上，对年青人来说，爬个四、五层楼不算一回事，但对缺了一条腿、年已早过半百的何老来说就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了。我跟在何老后面，看他拄着拐杖一级一级艰难地爬了上去，深受感动。这透露了何老对北航的厚爱，也充分显示出何老对北航能早日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合格的航空技术干部的殷切期望。

何老是一位热心教育的领导，后来他调到地质部，还先后为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等选址建校。

【教务处的大办公室】

北航建校之初，自已的校舍还一间都没有。全体师生员工分散在三个地方，清华一摊，东皇城根京工一摊，车道沟京工一摊。院本部设在东皇城根。京工慷慨地给我们拨了大楼二层南头一大间作为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教务处就立足此地了。房间的面积约四十平米左右，靠东墙放了一张长沙发，作为接待来宾谈话之用。教务处长屠守锷的办公桌位于东南角，教务处唯一的一台电话机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紧接着，西边是教务科，我任科长，其实，所谓教务科只是用四、五张办公桌拼放在一起而已。另外，还有张锡纯任科长的生产实习科以及图书馆办公室等也都在这一间大办公室里。一屋子二十来人都在一起，显得十分热闹。我们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外每天晚上大家都自觉地加班加点，所以晚上也是灯火通明，洋溢着一股工作热情。中午一般也不回宿舍休息，作为唯一的休闲娱乐是大家凑在一起打克朗棋，由于只有一张克朗棋桌，一次只能四个人打，只好采用输了下台的办法轮流着玩，也真算得上其乐融融了。

屠守锷、阮孟光和我住在京工宽街的一个宿舍里，这宿舍是一个矮小平房的小院子，住着三、四户教职工家属。北屋大约是一位教授，他的太太是一位胖胖的俄罗斯人。东厢房住着一位工人和他的家属，我们就住在西厢房的一间比较阴暗潮湿的房间里，院子里有一个小天井，还有一个十分简陋的公用厕所。厕所就在我们住的房间隔壁，难免会有点臭气。每星期有掏粪工人来掏一次粪。宽街的宿舍离我们东皇城根办公室不远，步行约十来分钟的路程。离我们宿舍不远处有一家小铺专卖馄饨和面条。我们三人加上后来也住在这里的张锡纯一共四人，每天夜里九、十点钟加班回来总要光顾一下这家小铺，吃一碗馄饨作为我们的宵夜。

当时，我家还住在清华。每星期六下班后我都骑自行车回家，星期一大清早再骑车进城上班。东皇城根离清华不算近，骑车得花一个多小时，那时没有公共汽车。城里虽有路灯，但是昏昏沉沉，一出城就是漆黑一片了，路上行人稀少，一路上难免有点孤单冷清的感觉。有一次我还迷了路，一直向北快骑到清河才发现不对，赶紧回头找路，那夜还下着小雨，到半夜十二点左右我回到清华家里早已变成落汤鸡了。

这就是我们50年代初简朴而又愉快的生活，比起现在来当然要清苦得多，但总感到是充满着阳光和希望。

【俄文翻译和俄文突击】

航空工业局为了快速培养出我们自已的航空技术干部，为北航聘请了成批的苏联专家。这些专家绝大部部分来自莫斯科航空学院和莫斯科航空工艺学院。有院长顾问杜巴索夫，教务长顾问别列可夫以及几个专业教研室的对口专家。为此，急需一批俄文翻译，第一批来到我院的俄文翻译人员是刚从军委民航局俄文专科学校毕业的秦德荣、王震华、佘名叔、郑鸿棋等九位同志。他们俄文基础不错，但缺乏航空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不畏艰难，生气勃勃，努力学习，很快就成为合格的翻译人员。

这批翻译除了跟随苏联专家工作外，平时也就在我们这间教务处大办公室里上班。一天，屠守锷在外面打电话到教务处找佘名叔，由于我们教务科紧挨着屠的办公桌，平时屠不在时总是由就近的教务科褚书芳接电话，褚将“佘名叔”误听为“说明书”了，再三问“你到底要什么说明书？”气得屠守锷没法，只好说：“你快找秦德荣来听电话。”秦听了电话后才弄清楚屠找的是“佘名叔”，不是什么“说明书”。褚书芳是我们教务科的得力干部，头脑清楚，是排课表的好手，无意中闹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笑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至今回想起来还忍俊不禁。

由于我院全体教师当时都不会俄文，显然不能适应当时“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更何况眼前还有一批苏联专家呢，为此，我们教务处就组织了一次俄文突击学习，这批翻译同志当然就成我们的小老师了。由于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老师们认真负责，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绝大多数教师就都能捧着字典阅读俄文专业书了。林士谔教授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博士，本来俄文一窍不通，现在也初步过了俄文阅读关了。有一次遇到我，还专门说起，喜不自胜。

往事如烟，就留下这一点淡淡的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