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音乐会：
我的音乐吓坏老外
侨报：你科班出身，却抛开一切远赴海外，是什么让你作出这个决定？
龚琳娜：九年前7月的一个周末，我只身赴德国，欣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它持续了三天三夜，从早唱到晚。没有复杂的场景，没有超炫的灯光，音乐家都好朴素，他们演唱、演奏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享受。台下的观众都坐在草地上聆听，有小孩，也有老人。三天后，音乐会结束，城一下空了，我难过得流下眼泪。从那时起，我拒绝去晚会假唱，辞掉了中央民族乐团的工作。我去了德国，到西方民族音乐的环境中去传播中国民乐。
侨报：这一段海外求学生活的经历，现在想来，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龚琳娜：它让我大开眼界。我找到了发展民族音乐可以走的路——绝不能丢掉自己的“根”。假设我与一位爵士音乐家合作，爵士的音乐感太强了，他把我带进他的音乐里，最后我就会变成他的“点缀”。这样的路我坚决不走。我要做的是吸纳更多的外来元素，反过来强调中国音乐是最美的。西方观众对中国音乐其实是有偏见的，因为他们对此不了解。有一次，我开音乐会，刚一开嗓，前排的观众就吓得往后退。我想我的声音挺漂亮的啊，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西方的美声唱法是诞生在宫廷、教堂里的，他们的声音是往上走；而中国的民族音乐是诞生在田间地头和集市堂会上的，声音必须洪亮有穿透力。当我了解到这种差异，再准备音乐会时，就既会安排那种虚无飘渺的音乐，也会有极具爆发力的。既然，我的声音能给人带来这么强烈的心理感受，不正显现了音乐直击人心的魅力？我要的就是抓人心魄！
一个旁观者：
西方可设中国音乐学校
侨报：你的丈夫老锣自称为“中国音乐家”，他为你的“根”给予了哪些养料？
龚琳娜：要长大的话，“根”要扎得深。我负责“扎根”，老锣负责“创新”。他是一个旁观者，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忐忑》就是这样的结晶。不是所有的歌者都非得用美声唱法演练。如今，西方有中国的“孔子学院”，那以后也可以有中国的音乐学院啊，西方人也可以来学中国的民族音乐，而不是我们再用二胡去模仿小提琴。这让我有一点小纠结。
一块敲门砖：
艺术不该被“供”
侨报：你提到了《忐忑》，它对于你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龚琳娜：可能我多年的积累是个量变，《忐忑》是个质变。九年前我刚开始做新音乐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自己。一个人想要具备自己的特色，其实真的不是故意而为之的，要先找到自己，在此基础上把所有的功利心都抛掉，才可以专注于艺术。《忐忑》在我的艺术生命里太渺小了，这首歌对我其实是很不重要的，它只是音乐会里的一首歌而已。我觉得我的身体与音乐结合是会有很大张力的。如果一定要说《忐忑》对于我的作用，那就是一块重要的敲门砖，让我有了更大的舞台。
侨报：《忐忑》令你“忐忑”吗？
龚琳娜：《忐忑》是一个平台，每个人都从中得到快乐，从中得到给力的感觉就好了。有人说，网络疯传的肯定很“俗”。我要说的是，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供”起来的。这首歌引起很大的反响，但肯定褒贬不一。可终究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它，或许就是因为它激活了人的内心的创造力、想象力，它的艺术性就达到了。艺术也不是需要人去理解的，它是一种力量、一种信念。这跟人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关系。我自己根本不重要，《忐忑》也不重要。唱歌令我特别开心，哪怕唱到流泪，也开心。我的灵魂在里面升华，它已经是我的生命了。《忐忑》的成功，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也许它正是这个时代的需要，就算我以后再没有什么影响力超越它的歌，也不重要。我还是唱我的，做有生命力的音乐。但现在我感觉，不管我在台上唱什么，观众们还是会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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