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医生之家”并非诊所。它原是麦医生的住宅，后来捐给了大学用作学生宿舍。那是一幢苏格兰乡村风格的大宅院，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嫩黄色的石墙在岁月的熏染下变成了越来越老成的深褐色，倒是攀在墙上的老藤不断抽出翠绿的新芽。

　　三层数的大宅里住着十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房后有一个很美丽的花园。春夏交接之际，满园的鲜花争芳斗艳。每当花开花谢就引来女同学的叹息。秋风吹拂的季节，园里的两棵果树挂上诱人的青苹果。男同学急不可待地摘下果实，女同学加上蜜糖和奶酪，烤成苹果饼，大家一起分享。在这座天堂般的花园里，人人都那么友善和健康。

　　我的房间在第二层，左边的隔壁住着恬娜。她来自意大利中部，是个典型的拉丁姑娘，有着阳光色的肤色和性格，天主和美食是她生活中的两大支柱。她是宿舍里的“开心果”：圆眼镜里总是镶着一对笑瞇瞇的“月牙儿”；圆圆的身体像一个大气球，飘到哪，笑声就传到哪。

　　在我右边的隔壁住着基默。他来自英国南部，是一个特别有型的“鬼佬”：头发染得漆黑发亮，用发胶黏成一撮撮、直挺挺的小尖塔，好象头顶着一座黑色的哥特教堂；苍白的面孔上没有一丁点血色，显得一双深陷的眼窝黑洞洞的；骨感的肩膀上挂着一套宽身的黑色衣裤，像是巫师的法袍。倘若给他一支长把扫帚，说不定他会骑上飞走。

　　早上起床，有时我睡眼蒙眬地在门口碰见鬼里鬼气的基默，准会被他吓得“醒”过去。但如果碰到的是恬娜，那一天就会在笑声中开始。所以，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我会赌一赌第二天早上会先碰到谁。

　　冬天的爱丁堡，下午三点半钟，老天就拉下了夜幕。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的时候，大厅的挂钟已经皱起眉头，指着十点十分。我去厨房找东西吃，又碰上恬娜在那儿翻雪柜。我们烤了几片面包，坐在桌旁边吃边聊。她告诉我，过去她像许多现代西方青年那样，不相信神，但是一段亲身的经历使她确信上帝的存在。

　　原来，恬娜曾经体弱多病。有一次她生了病，虽然看了许多医生，但是病情反而越来越重，打针吃药都不见效。最后，医生断定她无药可救，放弃了治疗，并且通知她的家人准备后事。恬娜的母亲望着奄奄一息的女儿，无论如何不忍心放弃自己的骨肉。她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也不理睬其它亲属的劝告，天天跪在女儿床前，虔诚地向上天祈祷，求圣母和耶稣救回她的女儿。两个星期以后，奇迹出现了，恬娜真的逃过死神的镰刀，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我沉浸在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中，仿佛看到恬娜的母亲望着渐渐苏醒的女儿，轻声地说──“嗨！”基默的母亲在向我们打招呼。她脚步轻飘飘的，走进厨房的时候，我们竟没有发觉。她盛了杯水，又轻轻地消失了。

　　三天前，基默的母亲来爱丁堡探望儿子。她看上去是一位传统、保守和正常的妇女，但她不像其它探访的家长那样愿意和同学们交谈，而是尽量回避大家。即使碰见，她也只是点点头，轻轻地说声“嗨”，脸上挤出的笑容带着苦涩。

　　基默并没有因为母亲的到来而改变那副“哈啰喂”的鬼样子。周末的晚上，同学们围在厨房的大桌子旁，边吃边聊，基默不停地讲俏皮话逗大家笑。我问他最近是不是很开心？他以乎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说，妈妈来了，你当然高兴了。他的白脸“唰”地变成黑脸：“我恨我妈！”

　　听到这么冷冰冰的话，满屋子的人都冻僵了。后来我发现，“我恨”是基默的口头禅，而且恨的东西无所不有。他会说：“我恨女王！”“我恨西红柿！”“我恨这鬼天气！”

　　渐渐地，我注意到街上有一些与默基相似的青年人，身上也穿着黑衣黑裤，头发也是那种“怒发冲天式”。这些人就是英国大名鼎鼎的“崩客”。我在国内的时候，由于信息封闭，因而对英国的社会和文化完全不了解，以至现在与“崩客”朝夕相处，还茫然不知。这些青年人既对现实失望，又对未来感到彷徨，于是采取反主流的行为发泄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愤慨。主流社会则把他们看作是一群失去信仰和价值观的“黑羊”。

　　在我留学的年代，中国的改革正“摸着石头过河”，市场经济引起的“信仰危机”使许多青年人困惑、焦灼，既不想再作井底之蛙，但又不知道井口外有多大的天儿──“你有什么信仰？”恬娜的问话像是投进井水的石头，在静静的夜晚发出清晰的回响。思绪被一下子拉回现实，我有些六神无主，赶紧掩饰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恬娜听了之后，倒吸一口大气，镜片后面的一对“月牙儿”变成了两个大大的“满月”，紧接着是一连串惊诧的问题：“无信仰？天啊！那你怎么生活呢？睡觉前向谁祈祷呢？”

　　面对她如此强烈的反应和夸张的表情，我也很惊讶，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解释。

　　过去我也作过祈祷。在“文革”时期，我和十亿中国人一样，每天要向“伟大领袖”一早一晚“祈祷”两次，按当时的时髦讲法叫作“早请示，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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