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前三波的带功利主义应用色彩的留学潮涌，随后的留法勤工俭学和1920年代始的留学苏联浪则是有着淡淡的左翼气息并为追求社会美好的理念所持续支撑。
1915年，知识界的李石曾（1902年留法）、蔡元培（1907年留德）、吴稚晖（1901年留日）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收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并在河北高阳县开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到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成全国性潮流。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都在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也都在此时期赴法学习和工作。
此时的世界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已渐超越主义成为运动，并传播到中国。1919年，十月革命获得胜利。
1920年5月，苏俄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是首批赴该校学习的。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名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
1923年以后，为共产主义理想所激励的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到中山大学于1930年关闭止，中国留学生总数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联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
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奠基人。
这个时代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那就是庚款留美学生。从时代精神上进行划归，因与带功利主义应用色彩的第一个时代有明显区别，笔者将其划入第二时代。
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按每两关银折合0．742美元计）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次年，美参众两院批准此项提议，规定此款应由美国人掌握。此后，英、日、法等国都效法美国，退回部分庚款，用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
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从1909—1929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967人；1929—1937年选送104人；1938—1945年选送39人。
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明复（数学）、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都是庚款留美学生。
工业建设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
与历史上历次留学运动不同，这次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并成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主持的留学生派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方针、计划和组织实施，以便与经济建设计划相协调。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1960年每年四五百人。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据教育部统计，1950—1963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
除前述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学习工艺技术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员609人，工程技术人员4876人，工人2291人，其他44人。
在1949—1954年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和抗战胜利后留洋的学生、学者也纷纷回国。不完全资料显示，有1424人回到新中国，多数是从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其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在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得以回国的。
这个时代的特点其实和晚清由洋务运动推动的环境有些相像之处，是一种把个体当作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理念推动下的潮涌。只不过，后者的目标是图存而前者是自强。
体验和个人价值实现时代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打开了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为交换留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7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留学生计划。
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院校。从1978年到1989年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上述各国的留学生达9．61万人。其中公费生近3万人。而更多的自费生也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求学。
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在这一至今跌宕的留学大潮中，每一个个体都被还原成了大写的人。他们大多无需面对任何组织的眼光，他们只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们甚至可以和不同肤色的恋人享受爱情。如同西方的年轻人成年后会周游列国、体验社会，中国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把留学当成自己丰富人生阅历的一次体验，并在这次体验里重新认识自己，而不仅仅把留学看成一个知性上的提升。
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际地位提高，走出去也不是为了单向度地“拿来”了；中国背景成了中国留学生们的时代赋予优势，他们在这种优势里从容交流。
这波留学潮还带来了很多东西，而其中笔者最看重的是两点：一是宽容精神，尽管中国有56个民族，但中国的这几代年轻人多是在缺乏多元性的氛围里成长，而国外的生活、求学经历让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体认宽容的意义；二是独立精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970年后的青年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和家庭的宠爱让很多人根本没有过独立的体验，但出国申请的过程改变了一切：从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从写申请书到邮寄材料，从比较ｏｆｆｅｒ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从预约签证到换外汇，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因为以上这些事超出了父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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