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先驱，后有来者，伏涌延绵，越代相师。溯觇前八代的经历和贡献，始见第九代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在唏嘘感慨中热望第十代及以后的走向。
而在笔者看来，若以时代精神为整合工具，十个阶段则是可合并成四个部分，分别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追寻社会理想时代、工业建设时代、体验和个人价值实现时代。解读留学潮的起落，不能离开对这四个时代精神的基本体认。
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
留美幼童、赴欧的海军留学生和20世纪留日等前三波留学浪潮，是归属于“师夷长技以治夷”这个时代无疑。
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民国成立的七十多年时间里，“救民族、救国家”一直是主旋律。以“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来公开抵制国防、经济近代化的言论日渐式微。
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奏：“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须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李鸿章也感叹，“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洋务运动是箭在弦上。而在办工厂、兴学堂、建海军的过程中，技术、外语、军事等西学人才短缺的窘境扑面而来。
经1847年从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容闳提议，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1872至1875年120名12至15岁幼童分四批赴美，住新英格兰百姓家中拟先读中学，再进大学。稍后，有人剪掉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这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肆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不顾容闳的反对，二人在1881年奏请清廷批准，将全部幼童遣送回国。
这批归国少年中，有不少以后成为清末民初的优秀人才，如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等。詹天佑等个别人“叛逃”未归，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光绪初年（1877年），清政府又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
这批人中，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1877年留英），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后任提督的林泰曾（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副将兼“经远号”管带林永升（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参将兼“超勇号”管带黄建勋（1877年留英）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
而严复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对西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后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还首次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八本科学名著译成中文出版。
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东邻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不少人选择前往日本留学，旋即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两年内即有960多位留日学生加盟，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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