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说———
对林毅夫老师的采访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进行的。不过在采访之前，林老师再三叮嘱记者：“住院是因为突然有的一个小毛病，千万不要写是被工作累病的，那可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短短几句话，林老师为人的真诚、谦和、严谨已经跃然眼前。
劳模
劳模的荣誉是对“海归”整体的肯定
记者：很多人印象中的劳模，是掏粪工人时传祥、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形象。作为一位在学术上非常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您当时听到自己成为全国劳模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林：很惊讶。我印象中的劳模也是像张秉贵、王进喜这样普通人中的英雄。我记得1979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的柜台买了10块钱的糖，当时就是想体验一下张秉贵“一把抓”的技术。后来，我还到大庆去参观铁人博物馆。在我的脑海里，劳模就是他们这样的高大形象。所以当我作为北大教授，被评选为全国劳模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出乎意料。
记者：您已经获得许多学术方面的荣誉，很多人可能会说，既然这样了，您还需要社会荣誉的激励吗？
林：虽然我得过许多学术方面的奖，但是能成为全国劳模，我认为在我们的祖国中，劳模属于劳动者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我心目中的最高荣誉。获得学术方面的荣誉，我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了解研究领域的前沿是什么、我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全国劳模的荣誉不仅是属于我个人的，更该属于我背后的群体。
记者：您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林：我想，首先是我工作的集体。这十年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同时，这个荣誉也属于从海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群体，劳模的荣誉也是对“海归”整体的肯定。
记者：也有很多人认为，您所代表的群体与老一代的劳模群体是完全不同的。您怎样看？
林：我想主要是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其实，邓小平同志在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十六大中也有更全面的表述。其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当年张秉贵“一把抓”的“绝活儿”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能把工作做得如此完美，令人惊叹。现在电子称很方便，“一把抓”的技术可能不需要了。但是这种敬业的精神是共同的，也是永恒的。从最初的一线工人到如今的知识分子、公务员、私营企业主、体育明星，劳模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也更加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
回国
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是有责任感的
记者：很多媒体都称您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传奇性人物”。在投身经济学之前，您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1979年您冒死从金门泅渡到厦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思想转变的？
林：这些事情不是那么传奇，对于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做点事情，最需要的地方，能做最大贡献的地方还是在大陆。过去的事我一直都很少谈，因为没有重复的意义，既然是不可重复的历史，就不要经常谈。其实那些经历也与劳模没有关系。我觉得自己能被评为劳模，主要还是在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以后的经历。
记者：在北大读书时，您曾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做过翻译。随后您成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关门弟子，后来又在美国拿到博士后学位。您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在国外发展，为什么选择回到内地？
林：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我一直没有找工作，都是工作在找我。但是我觉得，自己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是有责任感的。我一直认为，真正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当我回来的时候，感觉成就感很大。大陆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能研究的东西，比在美国相对稳态的社会要多得多。因此不管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中国人，要做贡献都应该回到大陆。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没有动摇过，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记者：作为最早一批回到中国工作的海外学子，您和中心的许多学者几乎参与了所有国内政策制定前的讨论。这是否意味着您一直无法忘怀的责任感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林：对。从1994年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国内主要政策制定讨论我们都参与了。包括电信改革、加入WTO、金融改革、农村发展、社保体系、农民工、粮食问题等等。由于研究中心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独树一帜，一直都是比较受重视的声音，许多思想和观点都成为改革的主要内涵。比如说中国的电信改革，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做了很大的贡献。从最先开始的垄断，到联通的引资、中国电信的拆分，我们都有声音。其实，很多改革领导人已经胸有成竹，他们还是要听听多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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