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研究所不在高斯—韦伯楼，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大楼里。楼前有一个大绿草坪，草坪四周是许多参天的古橡树。楼房的建筑风格古穆堂皇，一进楼门，是一个极为宽敞高大的过厅，木头建成的楼梯又宽又高。一楼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但处处都打扫得油光锃亮。
研究所设在二楼，七八间大房子，有一间是所长办公室，有一间是教室，其余的全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馆有几间大房子，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和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架少量的西文书籍。在中国版的汉籍中，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有几种明版小说，在国内图书馆，恐怕也要算善本书。这个研究所的藏书之富，让季羡林感到吃惊。
结识了哈隆教授以后，季羡林来这个研究所拜访过他。过去是这里的客人，现在受聘为汉文讲师，季羡林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生活既然有了着落，梵文、巴利文的学习也就更要继续了，这可是季羡林下定了决心要跳过的龙门哪！于是，他继续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据点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汉学讲师的授课任务，便在汉学研究所完成。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为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文，却又有十分雄厚的汉学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学术见解。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钟，钻研颇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学术界。
由于哈隆教授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他的研究所图书馆，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学所有的汉文藏书。再加上他本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同这个研究所有来往。
在这里，季羡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其唐诗翻译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此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
季羡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请季羡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羡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但精于此道的专家，一看却十分明白。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在哥廷根大学，他郁郁不得志，学校不重视他，这次临别饯行宴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他俩，说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却只有这两个中国人！
哈隆教授走了，季羡林则留下来继续当汉语讲师，一直持续到后来回国。
梵文、巴利文的学业继续下来了，这是靠教汉语来养学梵语的。
从第五学期开始，也就是1938年春天，季羡林进入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残卷。到第六学期一开始，即1938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并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季羡林听了以后，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刻表示愿意。
原来，在德国要想得到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是非常难的。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其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博士论文是博士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口，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主要是看博士论文。所以，德国的大学对论文的要求都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呆就是六七年、七八年，但始终拿不到学位，就是论文没有做好。章用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就在于此。
题目确定下来之后，季羡林便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大事》。主课梵文、巴利文照样上，副系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的课，都照常上。
《大事》是记载有关佛陀生平传说的一部佛经，是佛教部派之一大众部(音译“摩诃僧祗部”)较晚近的经典，也是佛教典籍“律藏”的楔子，分成三篇，分别记述释迦牟尼投生摩耶夫人胎中、成佛，乃至第一次说法和成立寺院等的事迹。“偈陀”，也译“伽陀”、“伽他”，此是音译，而意译则为“偈”、“颂”、“讽颂”、“孤起颂”等。这是佛经常用的体裁之一，由固定字数的四句组成，但种类并不统一。主要的有两种“偈陀”，一为“通偈”，固定由梵文三十二音节组成，这种也称“首卢偈陀”。二为“别偈”，共有四句，每一句分别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不定。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季羡林才在教授给定论文题目之时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经商定，论文定为研究《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当时，季羡林对梵文所知还不太多，还不清楚要做好这篇论文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可见，《大事》和其中的“偈陀”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季羡林要读的《大事》是由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这部佛典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语，而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主要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但其中梵文的成分和俗语的成分，随时代早晚而有所不同。时代愈早，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多，时代愈晚，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经的早晚不同的异本中，也会表现出这种情况。
所以，对这样一部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三大本原书，季羡林只能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怕兀兀以穷年”。他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并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退休教授西克以垂暮之年，代替他上课。
西克教授既为季羡林上课，也对他的博士论文加以指导。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则在回家休假的时候，对他加以指导。
但西克教授的恩德，绝非到此为止。
季羡林积极地利用一切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到1940年秋天，《〈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成。为了使论文能更顺利地通过，他觉得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的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分量的长的绪论，以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论文写作以前，先动笔写这篇绪论。他对此充满自信，觉得此举定会使论文显得更有气派。他回忆说：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作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作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作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生平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剧烈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开始清醒地考虑到：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
有了这样的教训，季羡林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写论文上。
9月13日，季羡林请同住一条街上的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完了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把论文交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10月9日，又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因为按德国规定，要由院长安排口试时间。而院长要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因为英文教授勒德尔有病在住院，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被安排在同一天进行。
1940年12月23日这天，是季羡林口试答辩的日子。
9点半，他走到大学办公处去。10点开始口试，参加的教授有瓦尔德施米特、戴希格雷贝尔，还有稍晚一点到的布劳恩教授。主课梵文的口试极为顺利，但当布劳恩教授提问的时候，本来让他预备的全没问到，他心里十分慌张。尽管所问的题目都极为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他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
口试一直进行到12点才结束。季羡林对自己的慌张很不满意，事后，他感到心里难过极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2月24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邀请季羡林到家里过圣诞节。晚7点以前，他到了教授家里。一进门，教授就向他贺喜，告诉他答辩的结果：博士论文是优，印度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也是优。
这时候，教授的儿子还没去当兵，他先拉了一阵子小提琴表示祝贺，然后吃饭。吃完饭又把圣诞树上的蜡烛全点上，喝酒，吃点心，聊了一阵子天，10点半告辞回家。
在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后，1941年2月19日，又补了英文口试。结果又是优。这时，季羡林才如释重负，连论文加口试，一共得了4个优，他自己感到，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以此成绩告慰自己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这样，季羡林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获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轰动。国际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认为关于动词语尾的论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的几种语言，他都能说。这样一位权威首肯这篇论文，更使季羡林激动不已，因为他原先只是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经这位权威一表扬，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几年来的伏案苦读，终于获得了完满的结果。但季羡林对于获得学位的动机，却这样真实地披露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
学习吐火罗语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又一次偶然。季羡林说：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绝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季羡林在自己的学者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几次偶然。而他总是抓住这偶然的机会，使之成为取得光辉成绩的必然。
这一次偶然的机会意外地来了。
二战爆发之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出来接替他的工作，上课之外还负责季羡林毕业论文的指导。
以古稀之年来接课，自然要比在家里颐养天年辛苦得多，但西克教授却并不想敷衍他的中国学生。第一次上课，他就郑重地宣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毫无保留地全部传给季羡林，一个就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则是吐火罗语。这四个方面的学问，在中国惟有《梨俱吠陀》略为人知，其他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是绝学。
西克教授要教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既不留给季羡林任何考虑的余地，也不容他提不同意见。季羡林只有乖乖地服从教授。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吐火罗语残卷是20世纪初才发现的。当时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发掘出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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