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一次两小时。第一学期上课时间大约有20周,梵文上课时间是80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
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羡林称作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这种德国式的外语教学方法,开始于19世纪。当时,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学期,季羡林就开始念梵文原著。先是念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接着念迦梨陀娑的《云使》。
在接触了一个学期的梵文语法之后,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下,读这么高水平的梵文原著,正像被游泳教练推下水后一样,季羡林没有被水吓倒,他学会了游泳,从这两部名著中获益匪浅。
这是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的最大快乐,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季羡林结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成为其学生,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说过:“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这个偶然机会是这样得来的:初到哥廷根大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学习科目。一开始,他想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在德国,这两种语言是在中学就开始学习的,拉丁文要学8年,希腊文要学6年,一个中国人要想学好这两种语言,至少也要费上几年。对于一个只有规定的两年学习期限的季羡林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虽然选了希腊文,并自学了拉丁文,但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是漫无目的地去学习。为这个问题,季羡林着实烦恼了一阵子。
在第一个学期最后,有一天,季羡林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去看下学期教授开课的布告。他偶然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要开梵文课,这就勾起了他旧有的在清华大学便萌生的学梵文的兴趣。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梵文第一堂课上,这是1936年的春天开学后的那个学期,也是季羡林学梵文的第一个学期。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起来非常年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有一张孩子似的面孔。1935年,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职称,接替已退休的西克教授的梵文讲座。
他是柏林大学毕业生,是著名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得意弟子,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尤其在研究新疆出土的佛典梵文贝叶经残卷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在世界梵学界,颇有名声。他还懂汉语和藏语,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架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高,似乎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羡林没摆过教授架子。因为季羡林作为外国人,是教授接职以后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而对季羡林有感激之情?还是因为季羡林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很好?这都是不得而知的。而对其他人,他是很严厉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从这一点看来,瓦尔德施米特在季羡林面前不摆教授架子,实在是由于季羡林的学习太好了,简直无可挑剔。因此,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异国弟子!因此,他从来不对季羡林发脾气。他教课非常认真,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一个学期,便抠完了施滕茨勒的语法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语法,并做了大量从梵文原典选出来的练习题。这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是分不开的,季羡林回忆说: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事实上,教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同样是很严格的。他是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权威,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国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按照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的互派留学生协议,学习交换期限为两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经过两年学习,季羡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
但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他进退维谷。
他忧心如焚。
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
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羡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季羡林有家归不得,正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哈隆教授主动与他联系,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教授的建议自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他绝处逢生,立即受聘,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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