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英国人是怎样的一群人?没有人敢说能完全客观全面地认识英国人,这个问题可能连英国人自己都说不清。其实留学专家觉得,太笼统片面地看待一个群体,对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并不算一件太礼貌的事情,毕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或者这么说吧,无论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还是威尔士人北爱尔兰人,不管是男是女是年轻还是年长,在英国,真诚地面对与自己往来的每一个英国人,才是了解这个有趣群体的最佳方式吧。
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从一个偏居欧洲边缘的岛国逐渐崛起。到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确立海上霸权地位,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之一。英国的专制统治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法国)不同,它有着独特的“国王在议会”和“以法治国”的宪政,即国王的政策必须经过议会认可。这种政治氛围与当时英国人文主义文化的昌盛密不可分: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描绘了乌托邦人良好的社会习惯和开明的宗教态度,含蓄地控诉当时欧洲基督教社会之道德沦丧;史诗《仙后》的作者埃德蒙·斯潘塞弥补了乔叟以来英文诗歌的不足,让诗歌成为音乐;更真实反映都铎时代的则是威廉·莎士比亚,这位天才的剧作家、诗人以其深刻精湛的作品影响了英国、欧洲和世界。
在经历了17世纪的国内动乱和暴力战争之后,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使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迈向现代文明的国家。“光荣革命”引领了一个新时代:王权受到限制,议会定期召开,在行政和立法之间建立了有效联系,强调法治,外交及财政政策发生重大变革,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和最活跃的思想文化。政治方面的演变促成了一种独特的英国文化传统,即在传统中进行变革,将传统文化与自由开放的社会结合起来。
英国稳健的发展模式可以在其思维方式、精神气质中找到部分原因。英国人讲求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尊崇经验。埃德蒙·柏克对此曾有精辟描述:“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新花样,也不回归经试验已发现有问题的旧式样。”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验主义和务实精神成为英国思想文化之特征,甚至引导着其国民性的形成。这种理智的实用主义支配了英国长期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即在和平时期避免卷入任何正式的结盟关系,以便在两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集团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从而能够扮演一个“均势维持者”的角色。依靠均势、自由贸易和超然的地理位置,英国在19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取得了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主动权。
至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方面创造了惊人的变革: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现代的很多运动都是在那个时代成形的。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各种礼仪的形成时期,这使其成为“礼仪之邦”和“文雅社会”。“绅士”(Gentleman)一词即来源于这一时期,英国独特的“绅士”风度在这一时期成熟定型。它力求体现的是:公平合理的竞争原则;言行举止由理性主宰;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气概,为维护个人与国家的荣誉在所不惜。这种风度融合了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孕育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质,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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