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高考，全国915万考生参加，各地录取率上扬。在此背后，是高考报名人数2008年达到最高峰1040万后，连续第四年下降。究其原因，除了适龄人口减少外，越来越多的孩子走了另外一条路出国留学。
教育部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全国弃考84万，2010年接近100万，其中出国留学选择弃考的比例达到21.1%。
5月13日下午，过完周末，豆豆（化名）和两个西安的男同学相约在车站会合，一起坐大巴车去学校。
见面时，每人背了一把吉他。豆豆说，他们报了个吉他班，周末回西安上课，平时几乎每天晚上要练一小时。
在学校匆匆而过的高中生里，三个背着吉他的大男孩也特别引人注意，不时有学生投来异样的眼光。有一次，一个上普通班的同学走过来，拍了拍豆豆的肩膀抱怨：“这不公平，凭啥你们这么轻松？”
豆豆笑了笑没有回答，心想：“你们也可以呀，可是你敢吗？”
这是铜川市第一中学的校园。在这所近年已将300多名学生送入清华、北大、浙大、复旦等名牌大学的省级示范高中，豆豆所在的班级加拿大高中班（中加班），更像是这所“大学校”里的“小学校”。
班里只有15个学生，由加拿大老师授课，接受三年完全加拿大高中教育；毕业后，获得加拿大的高中“文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国内的高考，而是国外的大学。
“妈妈，我不想上学了”
这间位于铜川一中教学楼二楼的教室很大，差不多可以容纳五六十个学生。然而，整间教室里只有两排七八张桌子，空荡荡的。
“class B”，教室门上，用彩色卡纸剪出来的单词和字母贴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豆豆所在班级的教室，班里只有7个学生，另外8个学生在“classA”。
5月14日的英语课和往常没什么不同。15分钟的阅读是必经环节。从加拿大来的英文老师James在教室里转悠。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80后”外教，手里还拿着一个纸杯子，用一个不锈钢叉子吃着东西。
学生们对此并不在意，所有人都在低头看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正在看杂志，彩色插图上的人物是金正日，这个朝鲜前领导人数月前刚刚去世，还有人在翻娱乐杂志，豆豆则拿着一本英文菜谱，“我喜欢烹饪。”豆豆说。
这是豆豆喜欢的课堂。“以前，课堂纯粹灌输，跟个人兴趣爱好没关系，也没人在乎你喜欢什么。”豆豆说。学了十几年英语，遇到外国人还是不会说听不懂，语法倒是背了不少。“而在这里，语法、背单词，都一边去吧。”兴趣是重新找回来的，而它距离豆豆的生活曾经很远。
在豆豆妈妈余名（化名）的记忆中，从幼儿园大班开始，豆豆玩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一天到晚上课、写越来越多的作业。
“幼儿园大班时，老师也留作业，这么小的孩子正是玩的时候，写啥作业呢，我连作业本都没给带。”
老师先急了，说：“我给他个作业本，让他写，成不？”
到了小学，老师管得更严了，作业多，每天晚上都写到很晚。豆豆很累，对老师的很多要求满脸的不理解。次数多了，余名只好应付说：“老师说的对着呢。”
可渐渐地，她发现，豆豆是比以前乖了“老师说啥就是啥，老师说他错，他肯定错”，但也不快乐了。
一次学校要交5元钱。班上一个同学忘带了不敢给老师说，便说“钱丢了”。全班都在找，豆豆可能害怕，赶紧说：“老师，我的在铅笔盒里呢。”
回家后，豆豆跟妈妈说，“老师让我还钱”，余名很诧异，去学校一问才知道，老师以为钱是他拿的。
真正的噩梦从四年级开始。班上的孩子几乎都学起了奥数，豆豆也跟着学了，“他不愿意去，我押着他去。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豆豆在底下跟别的小孩玩；要么，就趴在那儿故意不听。”
余名觉得，这或许是男孩子本能的“逆反”。但有一天，豆豆突然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甚至问了句：“人活着究竟为了啥？”她一下子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既然适应不了，那就逃呗”
5月13日，朱雀门内一处咖啡厅里，余名“絮叨”着豆豆成长的故事。
在她眼里，豆豆最大的缺点是贪玩，“有时候也想学，但就是管不住自己。”
初中时，豆豆学习成绩一般，而“老师只管好学生”。豆豆说他觉得自己被老师忽略了，很自卑。
初三下半学期，同学们都开始中考冲刺，受大环境影响，豆豆也开始拼命。
那是一段令母子俩压抑的日子。每天的日子都差不多，妈妈带着豆豆每天奔波在辅导班之间，“我从没有见过他那样学习，玩命了，一吃完饭就去辅导班占座位，晚上整夜整夜地不睡觉。”
有一天，豆豆吃完饭直接跑到卫生间吐了，再也吃不进去。看着儿子这样，余名也变得焦虑，脾气暴躁。
之后好几年，一到六七月份，她就头疼，“好像得了强迫症”。
“万一考不好可咋办？而高考成绩几个阿拉伯数字，就要确定你今后上什么学校、干什么，甚至处于哪个社会阶层。”余名有些担心。媒体上经常报道一些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自杀，余名越想越害怕。
然而，真正决定放弃高考是中考成绩出来之后。
“不到500分，交点钱勉强能上个重点中学的普通班。”余名说。
有人拿着豆豆的中考成绩做了测算，“就这成绩，三年后考大学，顶多就是个"二本"。”
在余名的观念里，上不了好大学，将来就不可能有好工作，在更远的将来，过好生活的机会也会变小……
就在她觉得儿子的未来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一次中招会上，诸多留学服务机构和一些中学的“国际班”的咨询让她有了“绝处逢生”的感觉。
“干脆出国留学吧！”余名想。但她的建议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巨额”的学费，是横在他们面前的第一堵墙。三年“国际班”，每年学费四五万，多则七八万，还不算将来出国留学的费用。就连最后选择的这个“中加班”，高中每年的学费4万，如果将来在加拿大上大学，每年至少还得15万。这让工薪阶层的他们怎么承受得了。
但余名还是坚持让儿子出去。回想儿子小学到初中的点点滴滴，她更担心，儿子哪一天因为考试抑郁了，她宁愿要一个健康快乐的儿子。
“既然无法改变，又适应不了，那就逃呗。”余名说，“费用大，那就集合全家族之力供呗。”
学生提问题，他们居然说“不知道”
2011年9月，“中加班”开学了。
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教室里课桌不多，陈列架上放着各种英文原版书籍和杂志，几乎占满了一半墙面的红枫树旁边写着“Canada”，教室里很难看见几个汉字，如果不是黑板上方“细节决定成败”的标语，会让人恍惚产生一种错觉：这里究竟是哪儿？
然而第一节英语课，孩子们就傻眼了。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以至于整个高一第一学期，不管是英语，还是数学、科学和戏剧课，他们不得不依靠中文助教的翻译。
上英语课时，加方教师James“竟然并不讲课文”，而是抱来一摞子英文原版书发给孩子们。“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阅读15分钟。”James说。
“怎么一开始就让阅读啊？”连中方助教贾天霞都觉得纳闷。来中加班之前，她一直在这所学校的普通班里教英语。孩子们读的书更是五花八门，小说、时政、娱乐八卦杂志、科普读物，甚至还有菜谱。
几节课下来，有学生找到贾天霞告状：“洋老师不负责任。”
“以前上英语课，老师都把黑板写得满满的，语法句型什么的，我们就不停地抄啊抄，写得手发酸。”豆豆说。
教学理念和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隔阂，刚开始就横在了两个80后外教和中方老师，以及90后的中国学生之间。
“他们居然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吃东西。”中方助教杨静说。
“没关系，只要不影响别人。”外教An?drea解释。杨静有些不理解，她2009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铜川一中。搁在以前，这绝对是被禁止的“自由散漫”行为。
令她不可思议的是，有时两个外教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居然说“不知道”，中国的老师绝对不会这样。
可外教却觉得，“中国的老师给学生讲得太多了。”外教Andrea说，“有时候，我们说"不知道"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希望学生自己想办法找答案，再来和我沟通。”
Andrea对学校一周要上六天课也颇有意见，“中国不是实行双休日吗？为什么要挤占孩子们的休息时间？”
可家长们却恨不得让孩子住在学校天天学。这让Andrea很困惑，“周末让孩子回家多陪陪父母，难道不好吗？”
“闹”得不可开交时，学校决定每周举行一次“team meeting”。在这个特殊会议上，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提出自己对对方的不满。这可难坏了这群孩子们。第一次teammeeting在3月28日，“大家沉默得要命。”
“谁敢啊？万一老师报复咋办？”豆豆说，此前他做的最大胆的事，是在初二时，英语课听不懂跑去找老师希望说慢一点，还是战战兢兢的，老师没批评他，但也没理他的要求。
接受教育应该是件有趣的事
一学期过去，矛盾和不理解逐渐淡化。最近一次的学习感言里，豆豆兴奋地写道：来到了新的地方，进入了新的环境，体验了有趣的课程，我发现很充实，很有实用性，并且有自己动手操作的机会，可以更熟练地运用所学知识，“可以用实践填补我们学不懂的地方，这才会真正明白学习的乐趣。接受教育应该是一个有趣的事”。
“这里动手的机会很多，每个课程都有趣无比。”豆豆说。
学习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全班学生被派到学校花园里到处找叶子；讲细菌的那堂课，老师当着他们的面，把三片面包放在三个容器里，一个加水敞开，一个加水密封，一个就直接晾在外面。
一天过去，两天过去，每天到教室，孩子们都不自觉地去看看容器里发生了什么。
两周后，老师才说：这就是细菌的生长过程。“其实不讲，也明白了。”豆豆说。
有一次地理课，学习地球板块。老师要求照着书上的地图把板块画出来。第二天，又让用剪刀剪开，拼在一起。前后折腾这么几次，想忘都忘不掉了。
还有一次数学课。Andrea要求学生们分成几组，用学过的几何图形制作公园的模型。中方助教杨静很不理解，“为啥把我们的高中生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可是看着学生们用纸板、颜料，甚至卫生纸当填充物做起来的公园模型，她惊讶不已，“孩子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她坦言，如果不是因为应对高考，她自己也更喜欢这种轻松有趣的教学方式。
尽管只有一年，但十五个孩子的变化是明显的。前不久，老师要求学生们写一段这一年来的学习感言。
被父母逼着送进中加班的Brook写的是：一年里，“一见到英语就头疼的我彻底喜欢上了英语。在戏剧课中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还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在这里没有偏见，没有歧视”，一直陪着我们生活和学习的外教和助教，尽心向我们传授知识，“并陪伴着我们成长”。
自信，是所有孩子的变化。
team meeting也不再沉默。孩子们的胆子变大了，一次会上有学生站起来直接说：“老师，上课请不要迟到。”
为出国做准备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如果顺利的话，两年后，豆豆和他的同学们修完加拿大课程的学分，通过“毕业考试”后，将申请适合自己的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的大学。
申请大学，不需要入学考试。高中三年的纪律性，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平时成绩，都将作为总分的一部分被记入，“毕业考试”成绩当然也算，但只占30%。最后的综合成绩将决定豆豆能进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尽管还有两年，但“儿行千里母担忧”，余名开始尝试着为儿子进行一些“为出国做准备的教育”。
身为独生子的豆豆身上有很多独生子女的毛病。“很独，没集体生活观念。”余名说。
刚到学校住宿时，因为打热水的问题，几个男孩经常上演“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抬水喝，三个没水喝”的尴尬。宿管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他们，结果几个男孩一致认为宿管不对，“凭啥光找我们的事”。
余名还希望儿子豆豆学得“圆滑”些，要帮助别人，还要学会如何寻求帮助。这样远在异国，不至于孤立无援。
余名不知从哪儿看到一组数据，“美国40%的学校是不安全的。而且，亚洲的小孩尤其是中国的孩子，都太老实了。”甚至，她想让儿子学太极拳，必要的时候用来防身。因此，豆豆想要学吉他，余名没有反对，“一个人出门在外，难免有孤单寂寞的时候，音乐或许可以排解一下。”
5月12日周末，豆豆像往常一样去看姥姥，家里几乎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围着豆豆问这问那。每个周末，豆豆回西安，几乎都成了整个家族的例行聚会，“我感觉跟看啥稀罕物一样。”豆豆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合作学院成立于1999年，学院承担上海外国语大学同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等海外院校的教育合作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预科（/shi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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