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利比亚局势的恶化，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多种途径撤回在那里的中国公民，其中一条重要线路是将希腊克里特岛作为撤侨的中转地。希腊的华侨华人和侨界领袖在23日得到这一消息后，纷纷向中国驻希腊大使馆表示，希望到克里特岛为同胞们尽一份心、献一份力。在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的统一协调和部署下，许多华侨华人来到克里特岛进行志愿服务。
一个电话：
温籍侨领火速驰援
中方人员从利比亚撤离，希腊是重要一站，该国的第一大岛——克里特岛和利比亚隔着地中海相望，是此次中方撤侨的“大本营”。目前岛上的中方救援人中，温州籍侨胞占了大部分，他们忙碌地穿梭在码头、机场、宾馆等地点，成了参与撤侨的重要力量。
3月1日，希腊时间早晨5点，记者拨通此次行动总调度、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浙江温州籍华侨徐伟春手机的那刻，电话那端传来的是嘶哑的一声“喂！”
已是多日没有好好休息的徐伟春，谈及驰援的经过时说，2月23日，总商会接大使馆转达外交部决定：包租希腊大型邮轮大规模火速抢运15000名中国公民借道希腊克里特岛回国。总商会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响应大使馆的号召，首批16人商会骨干成员放下生意，由秘书长翁进东带队紧急飞赴克里特岛以志愿者的身份全力协助大使馆开展接待同胞的工作。
“飞机晚点，赶不上国际航班，只好又买张票飞土耳其再飞雅典，只希望能早点到……”徐伟春向本报记者说道。他在接到来自希腊的电话后，放下国内的生意，立刻踏上了返希之途。2月24日下午1时，徐伟春坐上温州飞往北京的飞机，马不停蹄地赶往希腊克里特岛。因为温州没有直达飞机，他要从温州转机到北京再飞往迪拜到达雅典再前往克里特岛。几经周折后，25日下午1时50分，徐伟春终于抵达克里特岛，并且第一时间投入了协助撤侨的工作。
一张话卡：
报平安的信鸽
此次，不仅是徐伟春本人，该会会长团成员翁进东、李昂、吴旭辉、林欢乐、张向东等十来人也都于24日抵达克里特，作为“勤务员”协助使馆的工作。徐伟春说，如果还需要人手，他们将立刻安排。目前，他们给从利比亚撤离的同胞，提供了电话卡、医药用品等。怕同胞们吃不惯当地的食物，他们还特意带去了榨菜等食物。 所有“勤务员”被安排入住在岛上的11家酒店。这些酒店用1至11进行数字编号，每家大酒店安排四五名“勤务员”，小酒店安排两三名“勤务员”。每天早上7时到晚上12时，“勤务员”要坐在酒店大厅的登记处，便于同胞联系，比如要换欧元、发放电话卡、外出买东西等。
2月24日下午两点，克里特岛的伊拉克笠翁港口大雨倾盆，4000多名利比亚华侨带着满脸倦容走下了甲板。意想不到的是，迎接他们的是总商会志愿者们热情的笑容。志愿者们主动引导他们上车，安置行李并细心照顾重轻伤病员顺利抵达酒店。
两天以内，总商会就向利比亚侨胞发放了1500张可以直拨国内的电话卡，这些电话卡被利比亚华侨称为“报平安的信鸽”。“海外游子深知一条平安的讯息对国内亲人的意义，看着同胞们开心地和家人说着‘到希腊了！安全了，都好！都好！’我们真的很欣慰！” 徐伟春告诉记者，志愿者们还自掏腰包购买了消炎药、感冒药等，为这群因为受惊、饥饿、受寒生病的同胞解了燃眉之急。这笔费用已有2000多欧元。
一路接送：
9个小时的“折返跑”
2月26日，由于当地机场条件的限制，两架满载祖国温暖和关怀的专机降落在距驻地城市180公里外的HAINIA机场，志愿者们又驱车陪同华侨们办理行李托运换登机牌、安检并亲自送他们上飞机。
“侨胞们和我们握手道别，含泪说想不到在逃难的路上能享受到这样的安排，感谢祖国，感谢志愿者。其实，作为侨居希腊多年的华侨，我们深知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撤离利比亚，能免签证直接进入欧盟的申根国家希腊，并得到希腊海关、警察等诸多部门提供的特殊照顾，食住在四星级酒店，这一切的一切和我们伟大祖国的日益强大是密不可分的。为此我们备感自豪！备感自豪！”徐伟春情不自禁地用一连串的“备感自豪”表达他的心情，而他的嗓音却愈发沙哑。
他说，从他们的驻地到那处机场，由于安全因素及路况影响，一个来回就需要9个小时，有志愿者就这么“9个小时、9个小时”不间断地开车往返，以致这些充当司机的志愿者们个个眼里布满血丝。
一张号牌：
400余人90分钟登机
2月27日，满载着6000多同胞的3艘希腊邮轮又到港了;下午2至6点，21辆大巴车载着900多名同胞开始启程踏上回家的航班。28日清晨1点，7辆大巴车又载着300多名利比亚华侨启程回家，该日有449名同胞搭乘包机回国。
说到这449名回国的侨胞，徐伟春更为激动。从1号至449号，志愿者在每位侨胞手上用不干胶贴了一个数字编号牌。根据这个号牌，当地机场人员可以快速查询出此人的名字、年龄、护照号、所属中国公司等所有信息，这是由使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早已准备好的资料汇总而来的。这449名侨胞从排队进入机场到办完托运行李、办理登机手序、进行安全检查等所有手续，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不仅快速而且有序。“行动真是太漂亮了。这说明什么？这不光说明志愿者在当地使馆的指导下工作开展得有效率，更重要的是说明国家外交的成功。如果不是国力强了，希腊当局怎么可能凭个编号就认可，就迅速为我们的同胞办理好所有手续呢？”徐伟春嘶哑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有力又兴奋。
兴奋之余，徐伟春同时坦言：“这项工作有压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抛下生意、暂别正常的生活自发而来的。尤其是有些志愿者的家人相当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同时，他又说：“我们所有人不图任何回报，在海外待久了，都会有同感的。海外华人这张相互扶持的‘亲情之网’不仅仅是在中国编织，有华人的地方都有亲情。这次经历便是又一个生动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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