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史的青睐并不排除对某些历史时期的格外重视。当然，这些选择并非都出自学术上的考虑。例如，近年来法国出版大量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抵抗运动以及维希政府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最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皮埃尔·佩昂撰写的《一个法国青年》一书披露了密特朗在二战初期和维希政府的关系，从而引起舆论界的普遍关注。首先，对于现代史的极大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和人们的利害关系更加密切。人们普遍认为，深入了解那些对目前仍有影响的事件有助于消除误解，辨清是非。在这种要求推动下，一些史学家自然会把澄清这一段历史作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其次，就史学家而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上一代的历史学家较少涉及这一领域，因为他们大都确信由于这一时期离得太近，作为“当事人”，他们撰写这段历史肯定会带有主观色彩或偏见，不能冷静、科学地作出判断。而目前这一代历史学家则感到自己和这一时期已“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可以冷静、客观地研究它了。而且他们还从理论上指出，过去很久的历史事件也难免引起长期争论，因此，科学和冷静的判断并不取决于“距离”的长短。再次，从史料方面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档案已陆续解禁开放，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早已不把档案作为历史研究惟一的基础，他们能以新的方法和研究手段获得其他形式的大量信息。

　　 对二战史的研究还扩展到其他范围。为了研究法国在1940年失败的原因，不少史学家把注意力追溯到第三共和国末期。还有人开始对法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及其影响加以探讨。同样，二战后的第四共和国、共产主义思潮、非殖民化以及戴高乐主义等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马耶尔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生活》(1984年)、马克·布洛克的《奇怪的失败:1940年写下的证据》(1990年)、维诺克的《法国的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90年)、吉拉尔代的《法国的殖民思想:1871-1962》(1986年)、撒顿的《被占领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抵抗与合作》(1982年)、维诺克主编的《法国极右势力的历史》(1993年)、卢梭的《维希综合症:1944-1987》(1987年)和拉库图尔的3卷本《夏尔·戴高乐》(1986年)。应该看到，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版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二战史的了解，但目前在这方面仍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有待澄清。

　　 除二战史外，古代史、中世纪史以及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史也再度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但在研究的目标和观点方面和以往有所不同。例如，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研究不再限于政治和军事，而是转向社会经济生活、心态和神话的研究。如安德罗的《罗马的金融生活——倒钱人的职业》(1987年)和维尔诺的《古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学研究》(1965年)等。漫长的中世纪由于较少结构性的突变，且文献资料不甚丰富，因此成为新史学派对社会结构和心态进行“长时段”研究的理想领域。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数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15-18世纪的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和迪比的《骑士:妇女和教士——法国封建时代的婚姻》(1981年)等。

　　 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为大革命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机。1989年前后召开了众多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著。在这些成果中，有一部分属于对长期争议问题的继续讨论，例如对大革命中不同派别和事件的性质及意义的评价。在这方面，索布尔充分肯定激进民主派的观点和孚雷提出的大革命“侧滑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目前，尽管史学界和社会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还有争论和分歧，但和几十年前或上个世纪相比，大革命已不再是人们盲目崇拜或刻骨仇恨的对象。绝大多数史学家已不再把大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即在赞成或反对之间被迫作出选择。一些历史学家则明确提出，应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阅读、分析、解释和理解大革命。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有孚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1978年)和由他与奥祖夫主编的4卷本《法国大革命评论辞典》(1992年)等。

　　 法国史学界关于大革命的争论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然而据法国的学术界反映，这一根源似乎主要不是来自二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本身，而是来自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历史学家们出于对俄国革命的肯定或否定。20世纪90年代来华访问的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认为，苏东共产主义的失败导致了索布尔关于大革命观点的垮台。但也有不少历史学家提出，把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对照无疑有助于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但是，不顾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把两个相隔一百多年的事件等同起来，这必然会造成认识的偏差和判断的失误。

本文章关键词：法国留学 留学预科 出国留学

留学114为您提供更多出国留学，国内留学预科更多信息www.liuxue11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