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教科部2月14日易主，起因是执掌该部长达7年之久的夏凡于2月5日被杜塞尔多夫大学剥夺1980年授予的博士学位。尽管她已于2月20日向当地行政法院诉讼，此事件由此进入司法程序，但是，为了维护联邦教科部部长岗位的神圣性，她于2月9日毅然宣布辞职，以自然人的身份投入司法大战。
“近日，德国联邦教科部部长因被剥夺博士学位辞职，引发国际关注。国际学生在德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的占比高达15%左右。这一事件对有意申请德国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有何启示？”
德国联邦教科部2月14日易主，起因是执掌该部长达7年之久的夏凡(Annette Schavan，又译沙宛)于2月5日被杜塞尔多夫大学剥夺1980年授予的博士学位。尽管她已于2月20日向当地行政法院诉讼，此事件由此进入司法程序，但是，为了维护联邦教科部部长岗位的神圣性，她于2月9日毅然宣布辞职，以自然人的身份投入司法大战。此事件似曾相识。2011年，因博士论文被定性为剽窃并被剥夺博士学位，时任德国联邦国防部部长古滕贝格男爵和时任欧洲议会副议长兼德国自由民主党欧洲议会党团主席科赫-梅林相继黯然引退。而此次，涉案者不仅是德国高层政要，且掌控全国学术大权，人们不禁拷问德国的深厚学术传统与严谨的学术作风。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乎？
德国博士学位的声誉是否因而遭遇重创，尚难以断言。外国学子占德国高校各类学位获得者的比率约为10%，在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的占比却高达15%左右。在8600万人口的德国，攻博意愿高涨是不言自明的事实。2011年在德国获取博士学位的高达26981人，前年为25629人。2000年以来，这个数字基本上保持在25000人的高位，而在半个世纪前，联邦德国每年颁授的博士学位仅6000个左右。如今，1/5的联邦议员和一半的企业董事长拥有博士学位。
对博士学位如此趋之若鹜，只是因为博士学位的授予在德国犹如重生，自那天起，正式场合的称谓必须冠以博士头衔，就连包括身份证在内的所有个人证件一律改换，“博士”成为个人姓名的组成部分。古滕贝格案发之后，绿党于2011年年底向联邦议会递交提案，以取缔将“博士”纳入个人证件。2007年，联邦内务部就身份证改革也有类似考虑。但屡次尝试均不了了之，因为“德意志是以教育为本的民族”，这是“颁给平民的爵位”。
事实上，“26981”只是在2011年成功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至于有多少博士生折戟沙场，无人知晓。去年年底，隶属于联邦教科部的高校信息中心(HIS)发布一项调查结果，四成博士生考虑过中断博士学习。受访的2850位博士生，其中将近半数把怀疑自己的攻博能力视作中断学业的动机，1/3归因于导师指导欠佳。经济因素只排在第7位，但攻博3年以上再考虑放弃的博士生大都出于奖学金资助期截止。当然，家庭是个重要考量。子女教育与抚养对于61%的女性博士生来说是辍学的先决条件，这在男性博士生中仅占37%。此项调查覆盖德国高校四类博士生：纳入官方博士生培养计划或学校研究生院；身为高校科研人员；作为导师科研项目的成员；“散兵游勇”。这同时折射四类博士培养模式：多导师跨学科式、学科攻坚式、雇佣式和师徒传授式。报告认为，不存在博士培养最优模式。
宽进严出固然是一种质量控制手段，问题在于，博士生人数对于德国高校而言简直是一个黑箱，学校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注册与否？导师是谁？选题为何？进度怎样？在这个善于精确统计的国度，此现象的存在甚为蹊跷。在科研信息与质量保障研究院去年11月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得出结论：博士生在德国高校没有独立的身份，要是不去申请学位，他们永不浮现。此乃历史遗留现象。目前，已有多所高校推出应对举措。比如耶拿大学3年前引入名为“doc-in”的数字化博士生档案管理系统。
无论是博士生档案管理的缺位还是博士学位论文评分的差异，均凸显德国高校的一大传统——讲座制教授，德国古典大学亦称为讲座制教授大学。讲座制教授制度以《基本法》中的“学术自由”为依傍，合法地抵御各种介入或干预，包括行政与司法，每个教授事实上打造各自的“专业小诸侯国”。讲座制教授一方面成为懒散的温床，没有创造力或根本没有工作欲望的教授在德国高校并非个别现象，且渐成顽症，2007年，两位教授出版《“恶行”教授：高校幕后的懒散》一书，对上述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另一方面，教授之间为捍卫既得利益而达成的“互为忍让法则”之类盲目的团结精神，虽然避免了任何不利于某个教授的改革举措，但同时也阻碍教授间与学科间的合作。在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看来，任何试图以行政手段来修正这种“学术个人主义”的措施均为徒劳。
正因为讲座制教授制度，夏凡的博士学位论文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引用不规范)未能被及时发现并更正；正因为学术自由，杜塞尔多夫大学可以置任何质疑于不顾，对夏凡的博士学位论文展开的鉴定与判决均在校内实施，剥夺博士学位的权利也永不会失效。古滕贝格事发以后，德国国家学术委员会于2011年11月出台题为《对攻博质量保障的要求》的文件，包括博士生指导、评分标准以及应对学术不轨。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学术(指高校——笔者注)对自身的质量与评价准则拥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它可以为必要的自由抵制强大的外部检测与标准制定，以捍卫自身的质量与评价准则。”就此，法学家认定，夏凡此番行政诉讼必败无疑。
就古滕贝格案例，夏凡在位时曾说道：“无论如何我知道，每个多年致力于博士学位论文的人都会迷失其间。”德国的学术体制绝不允许丝毫迷失，对种种迷失的追击，无论对象如何位高，无论陈年往事如何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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