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6个字母认起
1996年奥运会后，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提名邓亚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但是，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邓亚萍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用邓亚萍的话说：“我心里急得像火上房。”
年底，邓亚萍以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身份前往清华大学学习。初进清华，她的英文几乎是一张白纸，既没有英文的底子，更别说有口语交流的能力。报到第一天，邓亚萍的第一课是写出26个英文字母。当时，这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然而邓亚萍却绞尽脑汁。“我费了一阵心思总算写了出来，看着一会儿大写、一会儿小写的字母，我有些不好意思——老师，就这个样子了。但我对老师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努力！”
面对听天书一样的大学课堂，邓亚萍的体会只有一个字“苦”。
除学习之外，邓亚萍每周还要三次往返几十里路到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训练，需要付出别人双倍的辛劳。到后来，每天清晨起床时，邓亚萍都会发现枕头上掉下成把成把的头发。
打球时，邓亚萍就绝不会向任何人认输。读书的清苦和孤独，虽然是不同于球场的折磨，但邓亚萍觉得“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
在剑桥迷失方向
1998年初，刚在清华读了几个月的邓亚萍作为交换生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突击英语。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最初的几个月，邓亚萍在“云山雾罩”中很难适应剑桥的学习。和普通学生一样，邓亚萍买了辆自行车，准备每天骑车往返学校。但第一天房东领她走了一遍，第二天自己却找不到路了。问路也无法与人交流，这种窘迫让邓亚萍永生难忘。
为了赶功课，邓亚萍起早贪黑，每天只睡几小时。中午吃的是家里带去的三明治，晚饭经常吃的就是方便面加青菜、西红柿和鸡蛋。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晚上12点才能睡觉。虽然基础比其他同学差，她总是不甘心，想超过别人。这种好胜的心理后来才慢慢开始转变：“毕竟基础不同，从运动员到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学习上升也要有个过程。”回到清华，邓亚萍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国球的历史及发展》。从开题报告，到第一次提交论文，以至论文的最终修订，邓亚萍不仅每一项都达到标准，而且步步提前，赶在时间表前完成。“我终于戴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我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萨马兰奇送赞誉
2001年9月，邓亚萍从清华走进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原本更喜欢剑桥，那里风景可人，令我心醉。可我还是投奔了诺丁汉大学，因为诺丁汉大学有全英国最棒的外语系。”
多年后回忆当年清苦的求学生活，邓亚萍说：“打球的时候，两眼视力都是1.5，上学以后下降得很快，现在有一只眼已经0.6了。学习和打球相比完全是两码事，睡眠不足，上课总是犯困，眼睛睁不开，越坐越困，恨不得用根棍儿把眼皮撑起来。可对面坐着的是老师，你又不可能睡觉，更不可能溜号。刚开始时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知道该怎样安排好作息，找到了一些规律。”
在诺丁汉大学上课的过程中，邓亚萍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抢着发言。老师开玩笑地说，从她学习的劲头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世界冠军。当再次拜会萨马兰奇先生时，邓亚萍的硕士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给了萨翁一个惊喜。2002年12月22日，她如愿获得硕士学位。萨马兰奇先生称赞她“拥有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作为北京申奥成员，2001年7月13日邓亚萍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呼吁：请给中国运动员一个机会，让我们做一次奥运会的东道主！
博士春节不回家
不到一年，邓亚萍再次回到剑桥，满怀信心地攻读剑桥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2008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此时的邓亚萍，一边忙于北京奥组委的筹备工作，一边进行博士论文的准备。2004年的春节假期，她为了赶写剑桥大学博士论文，放弃了与亲人的团聚，买来一堆速冻饺子，每天的水饺餐伴她度过了假日。 “有人可能觉得我这是自讨苦吃，甚至有人说你的荣誉多得一大把，不攻读什么学位，后半生照样可以过得不错，即使读学位也不必那么辛苦，甚至不妨找个‘枪手 ’代笔写论文。但我读书上大学可不是为了‘镀金’，我上学只是要圆自己的读书之梦。我不想投机取巧走捷径，更不要说我就读的清华、剑桥等国际知名大学治学严谨，容不得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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