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大学心理学院有个党支部，“党”叫东林党，核心三人，主业搞博士后研究，其次是吃吃喝喝。按照其中一人的说法，知识分子不注重衣着，但是很重视吃，因为工作太费脑。
东林饭局
说这话的是长铗，来自中关村的中科院之家，对于吃，有特别的讲究和体会。有一次吃了一盘不错的虎皮尖椒，居然回家写了一篇夹叙夹议的分析散文，论证了中科院北沙滩附近的夫妻饭摊和伯明翰布里斯托路小饭馆之异同。有时一旦吃的兴起，会给我们背诵《荷塘月色》，以期花一份饭钱，获得口感和美感的双重刺激。
另外一位是冥冥中，徒步行走爱好者，常常下午在训练房跑个5000米，晚上继续来做试验，搞数据。他们都比我先到伯明翰。我呢，如《马太福音》中耶稣对门徒所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意即基督徒虽然卑微，但是可以让身边世界不同。我就是这样子的，喜欢吃吃喝喝，到处撒盐。来了之后，长铗和冥冥中基本上告别了“微波炉午餐+鱼条晚饭”的日子，生活的滋味一下子添油加醋许多。
来伯明翰之前，我耳闻这里中餐便宜好吃。到了之后，发现虽然伯明翰的“中国城”类似于墙缝中的小草，在市中心顽强地探出脑袋，宣布自己的存在，缺乏伦敦唐人街那种忽悠的气魄。不过吃的的确不错，特别是大陆口味的地道，至少在英国排前三。但是从大学到市中心，要坐两站火车，很不方便。偶尔有兴致，三人会坐夜车到市中心吃一顿。几番下来，市中心的中餐馆，基本上都过了一遍。
所谓东林，其实是校门外布里斯托路上的一家小饭馆。在那条路上，几乎吃遍各种各样的鱼条薯条披萨牛排咖喱饭之后，东林成了我们首选，于是自诩东林党。试想一下，一个闷骚理科生，一个体壮如牛的工科生，一个每周奔波两个B城的文科生，除了学术，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还能谈什么风云风月呢？所谓东林党，其实就是一场饭局加若干个饭桶吃货。
心理学类似于学术圈中的道家，各种流派技巧都吸纳。以饭局三人组为例，由我经长铗到冥冥中，本科分别是文学、生物、计算机，文理工三科，一个比一个硬，最后都汇集到心理学中来。
长铗基本功扎实，冥冥中做的是最热的磁共振，我做语言的行为研究。虽然同属心理学，但是我们坐下来吃饭聊天，长铗和冥冥中话题更多一些，第一他们都做脑科学层次研究；第二，他们的研究都与视觉有关。因此各自领域的所谓大牛，常常是共通的，说起谁谁牛，哪个哪个文章发在了Science，Nature，PNAS等等。而我生性骄傲自大，最不喜欢用大牛这样的滥词，搞得做学术好象当民工下煤窑一样。于是，酒酣耳热之际，我只能问冥冥中，在大连话里，螃蟹有几种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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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伯明翰
除了我们三人，东林饭局常有不同人物出席。有一次和伯大一位中国教授吃饭。教授说，中国学生既不是最用功，也不是最懒的，干什么都是中不溜。因为这句话，我每天晚上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都会抬头看看学院大楼，谁的房间还亮着灯。
事实上，长铗、冥冥中和我，其中必有人一人常常是最晚的。不管冬夏，在饭局之后，我们一路踱步回校，然后工作到晚上11点，甚至更晚。
我们曾经讨论过这问题。冥冥中说，英国大学训练出来的人，做事情按部就班，看似不紧不慢，其实很有效率。我同意，英国教育鼓吹的organisable把人训练成正规军作战，而中国人喜欢的熬夜加班，有点像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对于个人而言，也许后者常常出奇制胜，但是对于学术合作来说，协调和组织是必需的。长铗的解释却更加心理学，他说搞学术，还是需要热情，那种八小时干完就走人，也不一定真适合做学术。
就是这样子，长铗、冥冥中和我，以吃的名义，谈论一些关于学术，或者有关自己发展的问题。而饭局的高潮，往往不在东林，而是他们的家里：喝酒。
有一次，长铗的文章终于发表，我们三人晚上干到11点，然后跑到冥冥中家里，把那瓶茅台给喝了。长铗显然有点激动，他说自己“四年磨一剑”，从北大博士后到伯明翰博士后，长铗做了三年多。
按照冥冥中的说法，博士后做两个，干五年是个极限。确实，我们三人已经不再低龄留学，拿到博士已经是二十七八，有工作过，有家庭的牵扯。现在是从博士后到一个稳定的教职关键阶段，否则，三十多岁的人生将重新洗牌，走一条非学术的道路。在学术的道路上，我们奔四刚起步，但是要跳过35岁这个坎。所谓跳，就是有文章发表。
好象有一次喝醉了，突然在长铗家里睡着了，就是这样，因为酒，还有每个人暂时说不出来的理想，伯明翰的有些事情便记不清。
本来，还没有离开，就开始回忆，这不是我的风格。按照道哥的说法，“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即使稍稍的叹息或者感慨，都太轻率，太奢侈。于是加上一段幻想，以资鼓励。也许在中国的某个冬天，三个东林党人，在北京或者南方，一座或几所大学大楼里面，每个黄昏，暮色四合，灯火阑珊，三个人的房间都亮着灯，每个人在想着是不是再找一家叫东林的饭馆，吃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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