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刚过，像往年一样，高考状元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宠儿”。相比于古代“寒窗苦读十年，一朝金榜题名”的科举状元，高考状元的荣耀与光辉毫不逊色。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然而，中国恢复34年的高考制度已有逐渐变成现代“科举制度”的趋势。近日国内高考“状元”受到各界关注并炒作，就是这种文化的反映。
“状元情结”上的利益链
中国的状元情结，早已有着悠久的历史。状元及第，天子门生，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少则入朝拜相，更甚者成为王侯将相之乘龙快婿。这种中得头筹带来的“好运”同样也体现在了现代高考制度下的状元们身上，作为一个成功者的符号，高考状元热方兴未艾。
2007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陈默，一个月就获得各方奖励68万元；2009年，四川省巴中中学董伟夺得理科状元，当地政府重奖学校100万元，加上清华为争夺董伟付出的奖学金和学费全免，以及有地产商给予的数万元奖励，围绕董伟产生的经济效应高达110多万元。
除了考生本人得到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和物质奖励，由高考制度本身所带来的一系列市场反应更是让状元与推动GDP也扯上了关系。
这时，“孕育”过状元的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喜上眉梢，不但挂出大红喜报，有的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公众，状元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各类网站热捧状元，把他们请去做嘉宾，谈学习方法、兴趣爱好，“揭秘”其成长史；商家们也趁机将状元们拉去做广告、做代言；市面上大量打着“高考状元”名号的书籍热销，比如《高考状元牢骚书》、《高考状元阅读书系》、《高考状元演讲录》等，全国各地上演着一场场热闹的“状元秀”。就连本应置身事外的高校，也由于担心影响在教育界的“面子”和“位子”，加入了“状元”炒作的队伍。一位清华的招生老师则称，只要媒体还在报道状元，这个“面子”就无法不争。
每年的高考分数公布之后，拉状元成了各高校招生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省高考状元总会不停地接到来自各个大学招生老师的邀请电话。其中，清华、北大的抢状元竞争尤为激烈。每年新生录取工作结束后，两校招收的状元人数都会被拿来比较一番，以显示某校更受高分考生青睐。
这些炒作固然有传统“科举情结”在其中，但更多的是出于利益驱动。很明显，一个中学培养一名“状元”，学校地位马上得以改变，“择校费”水涨船高，各方的青睐和资源倾斜同时相应而来。学校所在的地方教育部门、政府官员也因此贴了一层金，增加了政绩砝码。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动辄几万元的择校费则会给学校带来大量收入，而一所好学校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还不止于此，周边学区房的价格经常是随着学校声誉一起上涨。通常，一个“有名”的学校将会推动周边大范围的经济增长，这无论是学校还是当地政府都是乐见的。
而媒体炒状元，无非迎合了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四处求“经”的心理，利用了公众对择校问题的高度关注，但是客观上却炒肥了商家，炒高了择校费，还炒坏了办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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